监护制度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的一项法律制度，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些人的合法权益，进而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关于监护的性质在我国民法上长期存在不同的认识，学说主要有三类，一是权利说，认为监护是一种权利，属于身份权;二是认为监护是一项义务，监护对监护人而言是负担，而不是利益;三是认为监护是一种职责，认为监护是法律要求特定的人承担责任。三种学说都有自己的理论根据，因为我国法律对监护的规定既有体现权利的，比如，对于监护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可以剥夺其监护人的资格;又有体现义务的，如对于未成年人(或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监护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还有体现职责的，《民法通则》第18条明确规定了监护人的职责。即使在民法典的草案中，我们也能看到围绕这个问题的变化，民法典(草案)第19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人暂时无法行使监护权的，可以委托他人进行监护”。这样的规定说明，关于监护是一项权利的观点，理论上不再有什么障碍性的认识，但是，监护的职责性并不因为权利的确定而被否定，因为该草案第27条明确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职责同时也反映了义务，所以，笔者认为，对监护而言，将其视为是权利义务的统一，则较为完全。

　　从某种意义上讲，监护不仅具有私法上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更显示出它的公法上的意义，人们在认识监护的性质时，更注意到监护的设立有着稳定社会秩序，调整良好的社会关系的功效。人们关注监护的性质，还因为它会涉及监护的设立、变更和消灭。从现有法律规定看，法律注重监护权的设立和消灭，但对监护权或监护职责的变更(在此的变更是指监护权的主体和监护权的内容发生变动)所作的规定尚少，对于监护权变更后引起法律的效果(在此的法律效果是指法律的后果和效力)论及则更少，比如，民法典(草案)提及可以委托监护，但没有说明委托监护后的法律效果，原监护人的权利或职责如何状态?委托人的监护权利或职责又是什么状态?如果立法不明确，将会给监护权的行使带来障碍。

　　一、监护权的变更是客观存在

　　在实践中，监护权或监护职责发生变更是种客观存在的现象，监护权可以因监护人间权利移转而发生权利主体的变更，还可以因监护人主体范围或其他原因变化而在权利的内容、范围、及其他方面变更。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由于未成年人的成长是伴随着养育和教育，因此，诸如抚养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出现的法定监护和委托监护就会产生，目前在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是否负有监护职责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为肯定说，认为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监护职责;一种是否定说，认为学校不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因而其责任不是监护职责。在关于监护权的移转问题上，有的观点认为，学校的监护职责基于监护职责的自然转移，认为家长把未成年学生送到学校，则学校就应对学生承担一定的监护职责，也就是说监护职义务随被监护人的转移而转移。也有的认为，是基于监护人与学校之间的默示的委托关系，将家长将未成年学生送到学校，视为家长将监护职责部分地委托给学校承担，故学校因受委托而负有监护职责。这些学说存在，说明有关监护权的变化所生效果因法律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实际存在争论。

　　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言，监护可能反映在法定监护、指定监护、委托监护的各类形式中，为他们设定监护，监护人范围比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范围更广(未成年人主要是父母亲为监护人)，由此产生的监护权(实践中主要反映的实践中主要表现的是监护职责)，其变更的内容更为复杂。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未成年人还是已成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随着法律规定的监护权得失的理由的发生(如离婚、委托、对监护人提名的撤销、抚养、教育、管理环境的变化)，监护权的移转是不能回避的问题，随之的权利内容和职责范围的变更也就发生。

　　监护权的变更在目前的实际生活中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情形：

　　1、因委托监护而发生。

　　委托监护是指监护人委托他人代行监护的职责。委托监护是一种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是被监护人的监护人与受托人之间关于受托人为委托人履行监护职责、处理监护事务的协议，须有监护人委托与受委托人接受委托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受托人得履行的监护职责决定于委托监护协议的内容。

　　2、因约定监护而发生。

　　约定监护是法定监护人之间确定监护人的协议。约定监护不同于委托监护，因为委托监护是监护人与非监护人之间确定非监护人代行监护职责的协议，而在约定监护中，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所确定的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负监护人责任，其就是被监护人的监护人。在委托监护中，尽管委托人可以将监护职责全部委托给受托人，但即使在此情况下，受托人也不是监护人。也就是说，监护人不能依照委托监护的协议将监护人的资格转让给他人，他人也不能通过委托监护的协议来取得监护资格。因此，在委托监护中即使监护职责全部由受托人行使，监护人的监护资格也不丧失。

　　委托监护和约定监护的发生所产生的法律上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对监护责任的担负。所以研究其中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实践意义。

　　二、 监护权(包括监护职责)变更法律效果的认识

　　1、关于委托监护引起的法律效果

　　在实践中的问题是，委托监护形成后，委托人是否可以因此免除自己对监护的责任。在学理上存在不同的观点，观点一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22条规定，如果当事人有由受托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约定时，应当从其约定。因此，委托人当然可作此委托，并且在委托监护的当事人之间有此约定时，委托人对被监护人造成的他人损害，不承担责任，而应由受托人承担责任。观点二认为，监护人对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并不是一种过错责任，也就是说，监护人即使没有过错，也不能不承担责任。因此，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即使全部委托给受托人，也只能说明其对于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上没有过错。但没有过错，并不能免除责任。监护人对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是监护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该侵权行为之债中，监护人为债务人，受害人为债权人。按照债的一般原理，债务的移转须经债权人同意方能发生效力。因此，监护人作为债务人未经作为债权人的受害人的同意，就将其应负担的债务移转给他人承担，不能发生债务移转的效力，监护人的责任不能免除。委托监护的约定是一种合同关系。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原则上不能对第三人发生效力。所以，监护人与受托履行监护职责的受托人之间关于由受托人对被监护人的损害行为负责而监护人不承担责任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

　　委托监护不产生原监护人资格的消灭(笔者认为，由于资格反映了一种“地位”因素，因此不应当用变更的概念，资格只应存在“有”或“无”，而不应当存在“多”或“少”的概念)，而仅发生增加监护人的效果，这不应当存疑。不论从民法的代理理论还是委托关系理论作分析都应当是这样的结果。从这方面讲，前一种观点是存在问题的，委托人还是监护人不能免除监护职责。另外从法律上看，监护人有权将自己的权利转移给他人，权利的转移也是监护人的权利。从这方面讲，第二种观点也存有问题。如果权利转移了，还要其承担全部责任，转移又能产生什么实际意义?监护权的委托是伴随监护职责的一并委托，虽然具体委托的内容可以是全部或一部分，但是，应当看到委托形成的既有职责的承担，也有权利的移转。如果委托不发生权利的给予，委托是没有意义的。上述两种观点都忽视了监护问题上权利与职责并存的情况。另外，上述第二种观点认为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对监护人的无过错归责认识也存在问题。因为，对监护人归责原则是以严格责任来论的，即原告在请求时不需要以监护人过错或无过错为条件起诉，而只要以监护人所监护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了不适法的行为为由就可以提起诉讼。由于不是以主观因素，而是以法律的直接规定提起诉讼，因此，对于监护人而言，其如果以自己的主观因素主张免责也是无意义的。免责的事由往往在于受害人本身的过错。因为分析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归责原则，它不仅是相对于过错而言，同时，无过错原则的形成也是法律依据公平原则推定行为人存在其有过错，而无须证明有过错的一种对主观认定应承但责任的一项原则。由于各国对监护人的责任一般不以主观来确定归责原则，采用的是民事责任中的严格责任来归责(严格责任是以结果来判断责任的标准，而不强调主观上的形态)，所以，监护人的监护权因委托的发生变化，监护的权利发生全部或部分的转移，而相应的职责也随之转移，如果发生因监护人的过错而使得监护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受委托的监护人应当为此承担责任。如果是不可归责于受委托人的过错，而法律上要求监护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受委托的监护人可以不承担责任，而由监护的委托人依照严格责任承担，因为基于代理理论，代理的后果应当由委托人承担。

　　2、关于约定监护引起的法律效果

　　约定监护是在法定监护范围内的监护人约定设立监护人。由于可能在多个符合法定监护人条件的监护人中确定监护人，也会产生监护人的权利和监护人职责的矛盾问题。比如，对于约定确定监护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免除其他没有被确定监护人的责任?又比如，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后，监护人的监护权利和范围是否发生变化?等等。约定监护由于是在法定监护的条件下所作的选择，因此，认识法律的规定是认识约定监护权(或监护职责)变化的前提。为此，笔者通过以下几点来讨论约定监护的问题。

　　(1)如何看待监护人的人数及其共同监护权?

　　监护人的人数在法律上并没有限制，所以，没有理由认为监护权不能被数人共同享有。关于数人享有监护权，法律也没有规定对权利应当作如何的分配。法律的这些“未规定的事项”，作为一般的法理解释可以被认为：一是监护权利可以被数个监护人共同享有，其中的任何一个监护人都可以主张对被监护人的监护权，同时又共同承担着对被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比如，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监护权，父母在监护权利与监护职责上应当是同一的。二是法定监护人之间可以对各自的监护权和监护职责进行划分，由监护人具体落实各自的监护职责。然而，如此认识并不能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如监护人为数人时，对共同行使监护权利或职责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监护人之间的责任是否受到连带责任的约束?应当说，我国的法律目前对此的规定是不明确的，这就使得实践中为此出现的纠纷无法得到明确的回答。德国民法典第1797条规定：“数名监护人共同行使监护职责。意见不一致时，如果任命时无另外规定，由监护法院裁判。” 从我国的实践看，数个监护人出现监护的意见分歧，是正常的纠纷现象，关键是这种纠纷现象出现后，如何用法律予以调整?笔者认为，我国的一般基层法院可以做到对监护意见分歧纠纷的处理，但在法律上应当确立一些原则性规定。关于监护人之间的责任是否应当是连带责任问题，从法律理论上而言，连带责任应当是有法律明确规定，或由当事人事先约定的才能成立。目前关于共同监护人之间的监护责任是否为连带责任，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从监护制度的一定公法性质特征以及监护具有一定的人身特点出发，笔者认为共同监护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应当是明确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一些特殊情形下的共同监护人的责任问题。

　　(2)如何区别对被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与抚养义务?

　　监护职责与抚养义务在法律上是两个不能等同的概念。监护职责主要是指对被监护人的保护其身体健康、照顾其生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保护和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监护人民事活动及诉讼，对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承担法律规定的民事责任。抚养义务是指与需要被抚养的人有一定的身份关系的人，依照法律其必须为被抚养的人履行的抚养照顾的职责。对于有抚养义务的人并不一定是监护人，我国民法典(草案)第25条规定：“父或者母中止或者丧失监护权的，不免除其抚养子女的义务。”说明监护人不能等同于抚养人。对此，实践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对于离婚的不负责直接照顾义务的人是否丧失监护权?如果说丧失监护权，没有见法律的明确规定，如果说不丧失监护权，那么，其不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难道还应当让其承担监护职责?人们在论及此问题时，遇到了难题：如果说不共同生活就不具备监护权，离婚就剥夺一方对子女的监护权的做法就过于残酷和不近人情，因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而否定父亲或母亲对子女的监护权似乎没有道理;如果说离婚不否定监护权或监护职责，那又有可能陷入不合理的境地，因为可能出现因实际照顾一方的过错而出现被监护人致人损害而让与照顾方解除婚姻关系的人，为照顾方承担责任(实际的连带责任)。从这一问题中，我们能够发现目前的监护制度存在一些规则不明的缺陷。依笔者观点，婚姻关系的解除，不与子女共同的生活的一方实际已经丧失监护职责，因为其不与子女共同生活就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但是，没有监护职责并不免除其抚养的义务。也并不剥夺其探视权利。一些国家的监护制度中规定，父母应当与子女共同生活才享有监护权的规则是有一定的道理。如法国、意大利和卢森堡，法律明确要求孩子与父母亲共同生活居住，作为确定父母责任的要件，比利时法院曾数次判决孩子在他人监督之下时父母亲解除监督责任。 我国有关人士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的，可以责令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从规定可知，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无困难，则无需另一方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可以责令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需要指明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因此，未成年人侵害他人权益的，离异夫妻可共同承担责任。但是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此项解释在理论上是难以服人的。而婚姻法的规定并没有否定监护权与抚养义务是两个概念的事实。

　　(3)监护资格能否抛弃或转让?

　　监护作为一种资格，可否抛弃?从德国的民法规定看，拒绝担任监护人可以分为有理由的拒绝担任和无理由的拒绝担任。前者不承担民事责任，后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理论上阐述，作为一项权利没有理由不准权利人抛弃或转让，但是作为一项职责，则不能不受约束的抛弃或转让。我国法律只规定了一般的监护人设立和丧失制度，没有明确监护权的抛弃或转让的规定，要完善我国的监护制度，使之尽量少发生纠纷，应当明确这样的抛弃或转让的限制。在资格问题上，由于法定监护突出的身份和法定因素，监护权利和义务的联系上也更为紧密，所以，因法定监护而形成的监护权利的抛弃要比其他更为严格。指定监护和委托监护，由于不是直接以身份关系为基础，因此权利抛弃和转让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允许。

　　以上是笔者对监护权变更产生的法律效果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其中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并未能解决，因为我认为，有些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作充分研讨后才能形成和健全制度，另外文中有些观点并不成熟，望读者批评指正。